”楚明握紧拳头，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歧视，与他初到伦敦时遭受的冷眼如出一辙。

在一家名为“龙记”的杂货铺，老板偷偷塞给他一个油纸包：“这是威尔金森常买的香料，他每次都用鹰洋付款。”楚明打开纸包，熟悉的龙涎香混着血腥气扑面而来。1930年的伦敦，一枚墨西哥鹰洋能兑换三先令，但华人劳工要赚到这个数，需在码头搬运整整两天的货物。

当楚明回到苏格兰场时，夜幕已经降临。大本钟的钟声穿透浓雾，威斯敏斯特宫的灯火辉煌依旧，而白教堂区的妓女们又开始了一晚的营生。楚明在报告中写下最后一行字：“威尔金森的疯狂，不过是雾都深渊的冰山一角。当贫富差距如鸿沟般无法跨越，当歧视与偏见成为社会顽疾，罪恶便会如同野草，在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肆意生长。”

窗外，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驶过，车内传出贵妇们银铃般的笑声。楚明想起当铺里的青花瓷瓶，想起华人区老妇的警告，想起汉口江面上飘着的列强军舰。伦敦的雾，与中国租界的阴霾，此刻在他眼前重叠——或许，他追寻的不仅是白教堂血案的真相，更是一个东方侦探对正义与尊严的终极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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