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n\i,y/u_e?d`u`.?c′o¨m`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一次大解救“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s¨o`s,o/s￠h′u~.+c,o,m\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d￠a¨w~e-n¨x+u′e′x*s¨w!.~c/o?m,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