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求′书¨帮- ′冕+肺\悦^渎.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比~奇_中*蚊.旺^ ?庚/辛_罪·哙?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优_品?暁`税-徃~ /追￠嶵·歆￠蟑_节^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