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的鱼水情。王克东觉得对这种高要求也不便泼冷水，只得随其意。

李之琏出了长城才知道，这不但是个穷县，而且还是个党政不分的县：县委和县政府共管一个农业部。由于他好赖还是个十三级干部，比县长、县委书记的级别还高，就被分到这个农业部下面还没配备科长的农业技术推广科，当了个副科长。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九个人，其他人都是农业大学或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他决心从头学起：向这些农业技术员学，向农民学，也向老伴从北京寄来的农业院校教科书学。

1960年春天，他跟随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副县长下放到一个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县里的干部下乡都不带行李，都由当地生产队干部向社员家庭借用。李之琏为不给社员们添麻烦，不论走到哪儿，都自己背着行李卷，像战争年代腿动人搬家一样。“三同”期满快回县上时，社员们说什么也要把他评为“五好社员”，有几位老农还流着泪盼望他们日后再来，说是打走了日本鬼子，打败了老蒋以后这些年来，“像这样的老八路难得见着哩!”

就凭这，加上日常在推广科的团结同志、刻苦钻研和出色的领导工作，他又被评为“五好干部”。为此，推广科的党小组长挨了上面一顿 ：“屁股坐到哪儿去啦?‘右派分子’与‘五好干部’能混为一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