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一次大解救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